“假如明天就造大桥，有没有把握？”

我喜欢研究数学和力学，刚工作时主要做理论研究。这段时间的积累，为我设计桥梁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在黄浦江上造大桥、连接浦江两岸是院里三代总工程师的梦想。但政府当时没有规划，所以前两代大师没这个机会，哪怕是专业技术很强的留学归国人员。

作为院里的第三代总工程师，我就在想：假如明天就造黄浦江大桥，自己有没有把握？想来想去，没有把握。主要有三大难点：一，黄浦江大桥跨径超过400米，我们没有实际经验。二，我们做的大桥拉索和国际水平差得太远。三，上海是软土地基，造桥难度很大。

攻克这三个难点必须实践。当时院里承担的中小桥设计很多，我就把三个难点变成研究课题，放在中小桥里试验。1985年设计的上海新客站恒丰北路斜拉桥，解决了拉索和软土地基打深桩的的两个难点。剩下的大跨径难点，在我1987年设计的重庆嘉陵江石门大桥中攻克了。石门大桥合龙的那一天，我立马从上海飞到重庆，还没到现场就听闻合龙喜讯，激动得快要昏过去。当时眼前一抹黑，但头脑很清楚：在黄浦江造大桥是可能的！

解决了这些技术难题，我还没等到造黄浦江大桥的机会。我就想，把这些经验传授给后辈也好。没想到不多久，国家决策要开发浦东，终于要造黄浦江大桥了。我能实现梦想，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

林元培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描绘黄浦江之景的摄影作品。曾几何时，在黄浦江上造大桥是中国数代工程师遥不可及的梦想

“机会摆在面前，无论多难都要攻克”

尽管前期我做了充分技术准备，但到实际运用的时候，各有各的难。

南浦大桥是市区的第一座越江大桥，日本和加拿大都想负责设计。最终上海决定，中国人既然有技术储备，就让中国人主持设计。于是，造大桥的担子落到了我的肩上。南浦大桥的结构原型是当时位于加拿大的世界第一叠合梁斜拉桥，但实地考察后发现桥面上已经出现了上百条结构裂缝。当时我很着急，桥梁出现裂缝就会有安全隐患。我们集中精力研究出4种解决裂缝难题的办法，应用到南浦大桥中。二十年后，南浦大桥例行大检查时发现，桥面没有一条结构性裂缝。

很多创新就是在困难中倒逼出来的。设计杨浦大桥时，我发现如果在桥中设墩，就会影响航道，所以不得不把主桥跨径设计到602米之长，这是当时斜拉桥的世界纪录。要做前所未有的事，提供建设贷款的亚洲开发银行很不放心，就请来好几个的国际顶尖专家来审查设计方案。经过一轮激烈的答辩，专家们一致评价：杨浦大桥设计是合理的，它代表了桥梁技术的杰出进步。因为这么一句话，杨浦大桥通过审查，顺利开工，顺利完成。

到了卢浦大桥，大家觉得可以换种桥型，塑造新景观。所以我选择了自己从没做过的拱桥，又解决了拱桥在软土地基建造，结构计算和施工工艺等难题，设计出“世界第一钢拱桥”。这座大桥获得了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的“杰出结构大奖”。当时协会主席亲自到上海，把铜奖牌贴在卢浦大桥桥下。这座五彩霓虹桥现在成了黄浦江的新景观。

新中国成立之前，茅以升、赵祖康等著名专家曾主持规划了黄浦江越江工程方案，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快速的经济增长，让浦江架桥从蓝图变成了现实。

造桥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觉得中国造桥技术之所以全球领先，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德国有一家公司，设计了全世界第一座斜拉桥，后来因为在他们国家没有造新桥的机遇，所以再也没做出更加突出的成就。在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很多国外专家都羡慕我的机遇，所以我更要珍惜机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尽力去解决。、

“中国造桥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极限”

做总工程师的时候，我夜里常常睡不着觉，反复在想：我设计的这座大桥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和难点是我没有想到的。如果没想到，会不会影响到大桥安全。桥梁工程师一定要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我们设计的方案可以有优缺点，但不能出错。

退休之后，我还是会每天到办公室半天，继续桥梁理论研究，希望把目前工程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升至理论层面。平时，也会给年轻人做的方案提提意见。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大桥还在不断创新，包括去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中国造桥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极限。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常跟年轻人说，一定要超前研究、做足准备、不断创新。创新有风险，哪怕只有20%的风险，也要付出120%的努力去解决，这是我一生从事工程设计得到的经验。

8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元培，退休后还继续桥梁理论研究。这份证书是林元培诸多荣誉中比较特殊的一项。2015年1月5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21023号小行星的名字为“林元培星”，以表彰其在中国桥梁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