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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访第十九期 | 聂建国院士忆高考:结构有形梦想无限

2019-5-7 09:02
来自: 中国科学报 收藏 分享 邀请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向年轻人回忆当年的一些历史片段,以及如何实现自己梦想的经历,也借此以怀念、告慰自己的父母亲。

来源:中国科学报,获授权转载。(卢宇、张佳佳整理)《中国科学报》 (2019-01-18 第5版 文化)

聂建国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结构工程专家,现任清华大学未来城镇与基础设施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学术兼职包括《建筑结构学报》主编、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建筑结构、桥梁结构、特殊结构、地下结构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版专著1本,编著2本,发表期刊论文18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以第一完成人获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获中国钢结构协会首届杰出人才奖、全国优秀博士后、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光华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荣誉。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忆40年前的高考,我感觉自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向年轻人回忆当年的一些历史片段,以及如何实现自己梦想的经历,也借此以怀念、告慰自己的父母亲。

母亲教我做人做事

1958年8月,我出生在湖南衡阳县金兰区石坳公社香花大队谢堂生产队。我父亲在广西柳州市工作,他每年春节回家探亲一次,每次住15天左右。

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生活在农村,哥哥大我3岁。母亲非常勤劳能干,除了照顾我们兄弟俩的生活起居外,不仅把自家的自留地耕种得很好,还在生产队赚工分。
她每天早出晚归,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等她做好晚饭我都常常在条形板凳上睡着了。

父亲当时工资不算低,但他非常节俭,每个月往家里寄40元钱,所以在那个比较贫困的年代,我们家的生活还算富足,每天有米饭吃,还可以经常吃到肉鱼,在农忙时的早上还能吃一个煮鸡蛋加白糖。

母亲做的菜很好吃,我现在会做菜可能是来自她的遗传和我喜欢学习的结果。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守在灶旁看她做菜,同时还可以帮她烧柴火。

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很聪慧,虽不知书但达理,经常教育我和哥哥如何做人做事。

记得我小时候如果跟别的小孩吵架了,母亲总是先批评我。她还教育我们要有忍耐心和同情心,学会包容,助人为乐。

母亲很会当家理财。在读高中之前,我们都没有穿过成品衣服,母亲总是买一批白洋布回家煮黑染色,给我们兄弟俩做衣服,虽然不太好看,但经济实惠又穿着温暖。

母亲虽然节俭却不吝啬,她经常接济乡亲邻里,总是乐于帮助别人。

父亲上过10个月的学,会写简单的信。记得父亲每个月给母亲写一封信,都是我们兄弟俩念给母亲听,也不清楚在我们会读信之前母亲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过,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的心算能力很强,我小时候她教我练习心算能力,如:共有2.2斤物品,每斤卖0.42元,一共能卖多少钱?她教我拆开算,先算2斤多少钱,再算2两多少钱,然后把它们加在一起,即8角4分加上8分4厘等于9角2分4厘,四舍五入即9角2分。

现在回忆这些仍记忆犹新。所以我的数学比较好,应该是遗传。

确实,父母亲遗传给我们兄弟俩的基因都不错,我们俩从小学开始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好。

那时候母亲一大早要下地干活,干完活再回家给我们做早餐,我们兄弟俩因早餐吃得晚上学经常迟到,但因为成绩好,老师很少批评我们。

我们老家的自然地理条件不错,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区,也是鱼米之乡。

小时候的我特别喜欢捞鱼,一下大雨就特别开心,因为河水涨水我们无法过河去上学,就可以在家捞鱼。而我又会找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时间去捞鱼,每每都有收获,所以我们家总是经常有鱼吃。

我的小学是在离家2公里的衡阳县聚湖小学上的,读到小学第四至六学期时,学校不发课本,而是用毛主席语录和老师刻印(油印)的阶级斗争教育资料代替教材。

其间,遇上学制缩短和秋季招生转为春季招生,所以我的小学只读了五年半,于1970年1月毕业。接着我又读了两年初中,于1972年1月毕业。

务农之后辗转上了高中

由于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初中毕业时我被剥夺了升高中的资格,我哥也是因这个原因没能升高中。

于是,初中毕业后我便开始务农。当时我还不满15岁,个子矮小,体重不足70斤,但母亲对我要求很严,虽然我在家可以吃得很好,但必须干农活。

其实,我从小就继承了父母亲勤劳的传统,务农后更是干过很多农活:砍柴火、挑塘泥、修农田水利,以及修路、踩水车、割稻子、踩打谷机、插秧、拾粪,冬季还要放牛等等。

记得夏季“双抢”(抢收抢种,收早稻,种晚稻)时,天气特别炎热,蚊子特别多,农田中蚂蟥也特别多,十分艰苦。

在我务农这段时间里,母亲多次请求大队党支部书记帮忙,并主动借钱给大队做公益事业,以争取给我一个读高中的机会。因为母亲的不懈努力,时隔一年半之后,即1973年9月初,我重新回到石坳中学(原名聚湖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读初二。

复读初二后,母亲仍不遗余力地做大队干部的工作,终于,我在“第二次”初中毕业后拿到了读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比激动,觉得有了盼头。

1974年9月,我进入衡阳县四中读高中。衡阳县四中位于库宗桥,离我们家约20公里。当时读哪个高中都是按大队分配的,比如我们大队全部安排在县四中,而相邻的大队则部分被安排在金兰中学。

1981年,全校通过考试选拔出30多个学生听外教的英语课

高中两年,我每周或每两周回家一次。我一般都是在周六吃完中饭后开始步行回家,路途时间约5小时,周日在家吃完中饭后又步行回学校,回到学校时往往天都黑了。

高中阶段,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有一段时间我们每星期只学习3天,其余时间要么抬石头到操场,要么政治学习,直到1976年7月毕业。

实际上,受当时“读书无用论”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很多高中同学几乎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大家也没什么压力,反正都能够毕业并拿到毕业证书。

高中毕业后我再次回家务农,参加完“双抢”之后,于当年10月中旬到大队新开的代销点当营业员。此时的我开始不需要干农活了,而且每个月还有7元钱的补助。
由于我在代销点表现很好,两个月后,我被招去石坳公社机关当话务员(实际上是电话接线生,负责上传下达,负责每个大队一部电话的联系工作,还帮忙跑腿打杂),每个月除了给全劳动力工分外,还有14元钱的补助。

因那时我没有经济负担,而其他很多同志还需养家糊口,所以当时我在公社机关工作人员当中算是比较富裕的。

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尽管当时的公社主要领导劝说我不要去参加高考,还答应尽快帮我“转干”,因我在公社的确干得不错,各级领导和同事对我的评价都挺高,升迁应该有机会,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希望能读书,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打小起,母亲就教育我们兄弟说,只有读书才会有出息。

她还经常提起我们老家谁家出了一个工程师,这让我觉得工程师是“大人物”。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深造,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现在看来,我实现母亲和父亲的遗愿了。

由于渴望参加高考,我还是坚持请假于10月底去曾经的母校衡阳县四中复习。

当时学校不能安排住宿,我只好借住在刘紫石老师(他老家也是我们大队的,属香花组,跟前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刘兆玄老家同祠堂)的宿舍。现在我还时常怀念并感激已故的刘紫石老师当时为我提供的无私帮助。

记得那时经常停电,晚上根本无法复习,我们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如饥似渴地看有限的油印资料、做题练习,还经常做模拟试卷。到复习快结束时,我的成绩在复读生中已名列前茅。

聂建国大学期间的准考证

1977年12月初,我回到家里,等待参加高考。

考试日期是12月17日、18日,我的考点在金兰区,考场里和我同桌的是我的老同学常嵩华(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初中复读的同班同学,我们俩第二次初中毕业前的经历完全相同)。当时考试科目有数学、语文、理化、政治。

1978年1月我接到体检通知书,赴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并填写志愿。

我在“是否愿意录取中专”志愿一栏中毫不犹豫地填写“愿意”,可见当时我是多么渴望能读书。到了2月,我接到了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心情真是特别激动。

记得当时金兰区考点共有1000余名考生,只有4名考生被本科院校录取,除我之外,我考场同桌常嵩华被湖南农业大学录取,另外两个考生分别被焦作矿业学院、山西医学院录取。其余有十几位考生被大专或中专录取。

我考上湖南大学的消息给当时金兰区的老乡(约9万人口)留下了深刻印象,听说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的经历也给后来的高中毕业学子鼓舞了士气,之后,金兰区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习永远在路上

我的母校——湖南大学,有着很好的教书育人传统,学习氛围特别好。

当时在学校时,我们都是背着书包去教室和图书馆抢座位,如饥似渴地学习,同学们你追我赶,仿佛在不自觉地竞赛似的。老师们也特别敬业,精心辅导我们,亲自带我们去工地实习。

记得当时老师们的住房条件很差,面积很小,由于通信不便(家里没电话),我和同学有时不得不“突然袭击”去老师家请教问题,他们也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我们。现在看来,那时的我们是有些“不懂事”。

不得不说,是湖南大学成就了我后续的学业和事业。

聂建国1982年大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我在后来的教学、科研、工程实践生涯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完全得益于湖南大学为我奠定的坚实基础。母校的培育之恩,令我终身难忘。

我能够走进湖南大学,一是感恩于母亲、父亲的勤劳节俭为我创造了优良的家庭条件和读书条件,因为当时我们家是独门独户,住房宽敞,晚上点得起煤油灯(我老家1974年才通电)。

他们崇尚知识、崇敬工程师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鼓舞着我。要不是母亲锲而不舍地为我争取读高中的机会,也许就没有之后我能为土木工程发展作贡献的机会。

二是感恩于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

三是得益于自己在那个年代虽然学习不算勤奋,但还算班上的“尖子生”。记得“右倾回潮”时,学校经常举行考试比赛,我考过很多次第一名。

如果问我现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母亲没有等到我成为讲师的那一天就离开了我们,而父亲虽然看到了我留学回国、当上副教授并且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博士后,但也没有等到我成为清华大学教授的那一天就离开了我们。

我唯有默默地勤奋工作,把母亲、父亲的优秀品德和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才能报答他们的在天之灵。

回忆40年前后的这些往事,我感慨良多。

我在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参加工作之后主要研究工程结构,涉及建筑、桥梁、国防、地下工程等多个领域。

我曾经说过“结构有形,梦想无限”,这也是我在长期的科研和工程实践中的感悟。

从在乡下务农,参加高考上大学,本科毕业后又继续深造,直到工作多年,这些经历都使我觉得人的梦想虽然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但人不能没有梦想,失去梦想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学习永远在路上,努力永远在路上,创新永远在路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

注:本文部分图片源于互联网,原始出处不详,其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如原版权所有者不同意转载,请及时联系我们,以便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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